回宫以后，吴世恭就投入到了忙碌的宴会之中。为衍圣公、颜继祖和刘泽清他们洗尘是一场；赵铭领队的归德、汝宁乡绅团是一场；关可颂领队的河南、湖广官员跑官团是一场；龙虎山张天师、卡雷拉神父以及各大知名庙观和穆斯林宗教领组成的宗教代表团是一场。
甚至还有在南明控制下的，扬州商团和江南商团各一场。虽然在每场宴会中，吴世恭都是浅尝而止，但这样的连轴转，也让他是头昏脑胀。
而这些客人都是来参加大平朝的开国大典的，吴世恭不殷勤招待还不行。反正当傍晚回到宫中以后，吴世恭感到是浑身疲乏，好久也缓不过气来。看起来，这皇帝还真的不是人做的啊！
一旁服侍的叶忠立刻指挥着小太监，给吴世恭送上了醒酒汤和热毛巾。在稍稍缓过劲以后，吴世恭就拿起了一旁装满奏章的小箱子，开始连夜批注了起来。
现在的吴世恭，最关心的当然是军情。所以深知吴世恭习惯的叶忠，就先把关于军情的奏章挑选了出来。
吴世恭先就开始批注起西北方向，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奏章。
先说说李自成的大顺军。
八月十二日，大顺军撤出北京城以后，一开始还能够严明纪律，对沿途的百姓也能够公平买卖。不过他们为了阻滞追兵，担任殿后的部队就把大内锦绮缠挂在树上，铸金为瓴甋抛置道右，想要引起追兵的哄抢，以此来减缓敌军追击的度。
可是当南路田见秀的大顺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过来以后，西逃的大顺军顿时崩溃了，军纪是荡然无存。而大队人马也像是雪崩一样溃散。
在得知了京城的清军已经主动撤退以后，停留在石门的，薛勇所率领的蛟击镇和余留的黑云军也开始了急行军，追击西逃的李自成部。之后在庆都（今河北省望都县）追上大顺军。蕲侯谷英麾兵还战，双方战于城东。大顺军饥疲交困，士气不扬，被汝宁军击败，谷英在乱军中阵亡。
大顺军继续南撤，又与汝宁军战于真定，再次失利。遂经井陉退入山西，留精兵防守固关。而汝宁军也因为粮草补给不上，暂时停止了追击，在固关与大顺军的断后部队开始了对峙。
与此同时，已经占领北京城的汝宁军。开始了一系列收买民心的举动。除了把崇祯皇帝帝后厚葬以外，太子朱慈烺和几位皇子也都被封为了公侯。
并且汝宁军还向天下公示：只要前明官员肯归顺汝宁军。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同时明确宣布，凡属被农民军民夺去的田产一律归还本主。而这些保护官绅地主的政令一公布，那些曾饱受农民军摧残的明朝官绅地主，无不是弹冠相庆，宛如大旱之得及时时雨也。
从崇祯十四、五年开始，许多明朝官绅中的有识之士其实已经看出来大明朝行将入木了。而且因为这些官绅大多数都是当时有文化的一批人。又是地方上宗族领，所以无论在影响力，还是在话语权上都左右着当地社会的民心所向。
而当兵祸和天灾连年不断以后，连许多官绅地主。尤其是西北几省的官绅地主都纷纷家破人亡，所以他们也就迫不及待地要寻找到一位新的保护者。
所以当李自成的大顺军席卷西北几省，风卷残云般所向披靡时，这些官绅地主也就立即把希望寄托在大顺新朝之上。这也就是为什么？李自成闯营进潼关以后，不到半年时间几乎兵不血刃地就拿下整个黄河流域数千里地方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那些官绅地主们很快就大失所望了。李自成和大顺军的主要领导人，虽然由于自身地位的上升和封建文人的影响，而开始逐步地向地主阶级转化，可是这种转化还没有达到质变的程度。
在基本政策方面，李自成等大顺政权的领导人仍然坚持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当时，大顺军的兵员已达百万左右，在大片地区内建立了政权，用什么办法来筹措这笔庞大的兵饷和行政费用呢？
一种办法是在承认和保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实行“轻徭薄赋”，这是历史上许多新建王朝的传统办法；另一种是实行剥夺剥削者的农民革命政策。
而李自成于崇祯十四年到十五年在河南曾提出了“不当差，不纳粮”的口号，后来又具体化为“三年免征”的政策。是信守这些诺言呢？还是出尔反尔食言以自肥呢？
很显然，李自成这些人的“革命立场”是相当坚定，他们决定继续执行免除农民赋税的政策。而这样一来，一方面要解决庞大的军饷和日益增多的政府开支；另一方面又要恪守许下的诺言，大顺政权的财源就只能依靠没收明宗室财产、接收所克城镇官府的微薄库存、对明朝官绅实行追赃助饷了。而在这三者当中，最后一项是主要的。
于是在大顺军的控制区内，都在雷厉风行地执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僚地主如罹汤火。而且大顺军还在追赃过程中刑拷相加，缙绅体面扫地以尽。这样，官绅地主作为一个在各地拥有盘根错节的潜在实力的阶层，政治态度就逐渐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些官绅地主原先希冀托庇于大顺政权的保护，现在却现这个政权的刀锋正是对准着自己。所以严酷的事实，使得他们同大顺政权处于不共戴天的敌对状态。当大顺军在军事上势如破竹地向前挺进时，各地的官绅地主慑于兵威，表面上俯贴耳潜伏忍受，骨子里却咬牙切齿，待机报复。甚至一些被大顺政权吸收参加进了大顺政权中的官绅地主，也不免产生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对执行这种政策的大顺政权的前途表示怀疑。
实际上也就是一句话——生产力要决定于生产关系。像明末这种封建社会里，想要去打土豪分田地，这样做是爽，但绝不会成功。尤其是像李自成这些流寇文盲。
而当玉田战役惨败以后，那些处于潜伏状态的各地官绅地主，就认为时机已到，于是他们纷纷动叛乱，杀害或拘捕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袭杀当地大顺军驻兵，而这样的叛乱一旦得逞，原来的明朝官僚立即就把握了地方政权，从而实现了官绅地主阶级的全面复辟。
到了九月十三日，汝宁军援军押运着粮饷汇合到固关时，薛勇被吴世恭任命为征西将军，率领包括蛟击镇、黑云军和援军在内的八万兵马，开始了扫荡西北几省，大顺军残留部队和张献忠大西军的全面军事行动。
而到薛勇出兵之后，各地的大顺政权是纷纷叛乱，投向了汝宁军。使得薛勇的征西军也开始了一路狂飙。
比如：李自成在晋北重镇大同留了上万名重兵、由制将军张天琳负责镇守，由于没有解除明朝投降总兵姜瓖等人的军权，加上防范不严，以致姜瓖叛变得逞，张天琳等大顺军将领被刺杀，驻防的军队也随之瓦解，这使李自成放弃北京后固守山西的计划转眼就落了空。
而当李自成这些大顺军领导人经由山西太原、平阳（今临汾）返回西安以后。由于兵力不足，对畿辅地区已经无力顾及，所以就把防御重点放在山西、河南这一线。
九月中旬，李自成对山西一带的防务作了具体部署：晋北大同地区由制将军张天琳统领一万多名士兵镇守；晋中太原地区由文水伯李勇带领兵马一万镇守；晋东南长治地区由平南伯刘忠带领八千兵马镇守。
而李自成离开太原时亲自召见了李勇，授以坚壁清野之计。为了加强山西的防务，又留下右营大将、绵侯袁宗第以兵万人屯于临汾。
为了巩固对山西、河南等地的控制，大顺政权还采取了措施打击和防范各地官僚豪绅的叛乱活动。而这一措施，暂时遏制住了叛乱的蔓延，使得山西地方得以暂时稳定。
为了同样目的，大顺政权还采取了一项重要的防范措施，他们下令把山西等地的原明朝官绅，强制迁往陕西各地重新安置。这种大批迁徙原明朝官绅的目的，就是要使得这些地头蛇离乡背井，从而不能再挥出他们的能量。
可是再怎么样，这些区区兵力，就根本抵挡不住薛勇八万征西军。在进入山西以后，征西军根本未遇上什么像样的战斗，反而是大顺军和当地叛乱的部队纷纷投诚和归顺，使得征西军在一个月之内完全占据了整个山西省。而部队也一跃过了十七万人。
而李自成在西撤过程中，没有尽可能地把较多的主力部队留在山西，也没有任命一位高级将领统筹山西防务，回到西安后又没有及时地从陕西调集兵力加强山西的驻军，这在战略上也肯定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可以看出，玉田惨败似乎把李自成的军事才能都给打没了。
而现在的李自成回到了西京（西安），他又是怎么布置陕西的防御呢？他又是进行了怎么样反攻准备工作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