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他奶奶的晦气！”崔振东将手中的望远镜递给了下面的兄弟们，望远镜就在他们中一一传递着，众人通过望远镜看到了那面狗皮膏药旗后十分兴奋，十几天的奔波让人感到身心疲惫，现在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
可是崔振东却没有像手下的兄弟们那样兴奋，他冷静地思考着，打还是不打。如果打，万一是块铁板，自己将不能完成老人临终交给自己的任务，如果不打，看着那面耀武扬威的狗皮膏药，心里总咽不下这口气，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刘珂突然叫了一声，随即满脸兴奋对崔振东说：“大当家的，我确定我们为什么难受了，原因就是这条溪水被污染了，而污染这条溪水的正是我们看到的这座建筑物排出了的污水，我不敢肯定它里面有什么，但是可以确定这里一座是生化实验室。”
崔振东一惊，“生化实验？”，刘珂说：“是的，日本人自侵入中国以来一直在进行生化实验。”
崔振东听了刘珂的介绍说：“那么生化武器一定十分厉害了”，刘珂说：“对，研制成功后十分厉害，敌人不出兵，只要投一颗生化炸弹，我们就完了，而且会死的十分痛苦”，崔振东一怔：“那么我们打仗不就吃亏了吗？”，“不见得，生化武器如果有这么大的规模的杀伤力，研制得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批生化武器也还处于研制过程中”。
崔振东一咬牙说：“不管了，先把这批小鬼子弄死再说，要不祸害可大了”。于是对大家说：“大家原地休息，三子你跟我去侦察一下”。这是人群中站出一个人，崔振东一挥手，两人迅速消失在山林中。
由于日军这个实验室的筹划属于高度机密，所以没有人知道这里是生化实验室，也没有多少人来守卫，但他们估计错了，他们自认为绝密的计划，竟让他们的死对头启良山的大当家的误打误撞碰见了，而这时的日本人还不知道一把索命利剑已悄悄的架在他们的脖子上了。
崔振东回来后对兄弟们说：“里面的人不多，顶多一个小队，房子阁楼顶上有一个暗哨，所以大家进攻时小心一点，好了现在原地休息，晚上行动”。
夜晚凌晨两点，众人摸到了那橦建筑物的周围，守在门口的两个日本兵有一个还在唠叨：“也不知道这鬼地方是干什么的，佐佐木不让我们靠近房子一步，我们只能在门口里小屋子住，没劲”，另一个说：“不用太苦恼了，下个星期就换防了，回到驻地，我们……”，两个日本兵发出*荡的笑声，却全然意识不到，他们活在世界上的时间已经用秒来计算了。这是门口出现了两道黑影，两个日本兵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割断了喉咙。
这是崔振东一挥手，众人便贴着墙站在门口，崔振东轻轻一推门，便看到院中的高大建筑，这间屋子里灯火通明，在外面还可以听见里面的声音，他的两侧还有四间小屋，房间里传出了打鼾声，这应该就是日本兵说的居住地了，楼上的暗哨也发现了不对劲，大叫一声：“谁”，崔振东在抗日战争后，为了方便打入敌人内部，专门找人恶补了日语，虽说的不够标准，但听是没问题的，这时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从怀中摸出一支飞镖，便冲着那名日本兵扔去，日本兵正在等他的回答结果，发现自己胸口一凉，便什么都不知道了，他仰面栽倒声音虽小，但惊动了一些人，里面的人从正房冲出来，崔振东顾不了那么多了，直接拔出双枪向来人射去，枪声惊动了在睡梦中的鬼子兵，但是已经迟了，崔振东的兄弟们已经冲进屋里，对他们进行扫射，许多鬼子就那么睡眼懵忪的下了地狱。
枪声惊动了研究人员，他们拔出枪准备反击，但没等出门便被纷纷打死，几分钟后，四周便死一般的寂静，崔振东向正房门口走去，突然感到不对劲忙闪到一边，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肩头，崔振东一枪将开枪的人打死后，捂住了自己流血的肩膀，退到一边说：“二子，扔颗手雷过去炸狗日的。”话音刚落一颗手雷便像长了眼睛似的飞过窗口，随着爆炸声响起，里面发出了阵阵惨叫，兄弟们冲过去，迅速打扫站场，在没死的鬼子头上补了一枪，这是崔振东已经用衣服包扎好了伤口，他走过去说：“搜一下这些鬼子的身上有啥？记住千万别碰那些红红绿绿的玻璃瓶子，有用的东西能拿走全部拿走，不能拿的一把火烧了。”
这是，一个兄弟跑过来，拿了一本证件说：“这是从一个鬼子身上搜出来的。”崔振东一看“日本特高科”的字样，顿时计上心来，说：“大家把鬼子身上的衣服扒下来，我们有用。”
不一会站场清理完毕，崔振东在现场找到了一个汽油桶，别命人将屋子浇上汽油，崔振东带领兄弟们走到百米开外，举起手中的驳壳枪，只听得叭的一声，子弹击中了浇了汽油的屋子，房屋开始燃起了熊熊大火，不一会就将房子烧毁了，这是他们并不知道，日本天皇特批二号令在这熊熊大火中宣布失败。
「PS」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组建了大批生化武器的研究、生产和作战部队，在惨无人道的兽行实验中，那些踏上“死亡之旅”的中国战俘们被抹去了姓名，一律被称为“原木”
1936年，日本天皇密令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在中国建立细菌部队，其中代号为满洲第731部队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由细菌武器的代表人物石井四郎为部队长。
没有幸存者的揭露，只能从缴获的档案和一些老兵的披露中寻找真相。
从1937年至1945年，石井四郎和他的部下在这里进行了几乎所有令人谈之色变的细菌研究，包括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结核菌等烈性传染病。
战俘们被抹去姓名，一律称为“原木”，他们一个个被注射了各种细菌后痛苦地死去，有的甚至被拖上手术台，活活被解剖。
战后据日本战犯供称，从1940年到1945年，仅“731”部队就杀害了至少3000人。
在济南市档案馆，我们查到了日军进行细菌实验的档案。济南的日军细菌部队先设在济南市经6路大纬6路，1942年迁至经6路纬9路，对外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派遣支部”，又称“日本陆军防疫处”，代号为第1875部队，日本陆军防疫处的这座大楼曾是日军的陆军医院，当年，1875部队曾在这里多次进行细菌试验和活体解剖实验。
朱建信介绍说，“新华院”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在济南的另一支细菌部队提供活体研究标本，注射细菌，而最惨无人道的就是活体解剖。
一个当年在这支部队担任军医的日本人竹内丰交代，在侵华期间，他主要从事霍乱、伤寒菌的研究，并多次用活人进行实验。
竹内丰说：“1943年8月，我从日本济南陆军医院内科调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从事制造作战用的恶疫生菌工作。这是上级的命令。在我去前，他们就要来八路军俘虏11人，用9人接种感染伤寒菌。我去后对另外两名俘虏接种了鼠疫菌，为观察他们内脏感染病理反应，我们就对他们进行活体解剖。”
仅仅一个月不到，竹内丰就与另一个叫木村的军医活体解剖了11名八路军战俘。
据调查，日军在侵华期间共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细菌战，除了鲁西霍乱作战，另外4次是1939年的中蒙边境的诺门罕细菌战，1940年的浙江衢县、金华鼠疫战，1941年的湖南常德鼠疫战和1942年的内蒙五原的鼠疫战。
石井四郎多次说过：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只能依靠细菌战。因此，日军在中国广大地区作战时，就频频使用这些细菌武器投入实战。
细菌战问题研究者秦一心介绍说，日军1875部队旧址是同731部队齐名的一个细菌部队，它曾经用新华院的八路军战士，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做活体解剖，用来生产细菌武器，它产生的细菌武器，在山东的卫河流域，馆陶、临清一线大量释放，造成了我抗日根据地的20万军民的惨遭无辜伤害。
地处卫河流域的临清和馆陶，是当时山东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日军为了消灭这里的抗日力量，决计从这里下手。
1943年8月，鲁西作战正式打响，日军将这次作战代号为“霍乱作战”。
日军在济南的1875细菌部队，是实施这次细菌战的部队之一，日军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细菌武器的效力，使出了毒辣的一招。
此时，正值汛期，鲁西普降大雨。卫河、漳河、滹沱河的水位迅猛上涨。8月下旬，日军第59师团的师团长细川忠康命令扒开卫河大堤，霎时，汹涌的河水如脱缰的野马咆哮着冲向河西的低洼地带，随水而来的霍乱菌幽灵般地潜入千家万户。
此次“霍乱作战”是日军在山东也是在中国实施的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造成山东、河北、河南数十县洪水泛滥，霍乱流行，从8月下旬到10月下旬，共有22万多名中国军民被夺去性命。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常德不仅是陪都重庆等地区的战略门户，也是大后方粮食供应的中转基地，为了以最小的代价摧毁常德，日军阴谋用细菌战来达到目的。
1941年11月4日拂晓，一架日军97式轻型轰炸机飞抵常德上空，带有鼠疫菌的麦粒、谷子、高粱、破棉絮等杂物被撒下。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使用化学武器多达2000余次。
1944年，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9月1日，日军第6方面军集中134000人，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分北、东、南三路向广西桂林、柳州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四战区12万人死守两地，11月4日，日军猛攻桂林，与桂林守军发生激战，战至11日，日军使用毒气弹，遂攻占桂林。
战斗进行当中，国民革命军第131师391团的指挥所和伤员转移到七星岩，在这里构筑工事，阻击日军，日军久攻不下，丧心病狂地释放了毒气弹，战斗结束后，人们从七星岩内抬出823具尸骨，后来合葬于普陀山的霸王坪，在他们的墓前，建有“纪忠亭”，警示后人不忘日军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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