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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枫垅小学(1 / 1)

父亲的一番求学经历,可能使他对读书的作用产生了一些怀疑,或者不确定,常听他讲,“谁知道以后政策会怎么样?”

所以他对我们的学习抓得并不紧,印象中他督促过我们劳动,在惹祸生事时教训过我们,但是从来没有督促过我们学习,也没有因为学习成绩责骂过我们。

这种现象一直到我读中学时,才开始改变。读书还是有用的,那时他得到政策关怀,成为了正式教师。他开始看重我们的学习成绩,而我正是因为有了他的督促,初中时期学习成绩突飞猛进。

母亲唯父亲马首是瞻,也从来没有督促过我们学习。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小学时期,我的学习成绩平平,只是资质还好,不至于下游。

我就读的小学叫枫垅小学,设在大队部所在的石巷队,村庄后面的山坡上,开辟出一块空地,建了一排平房,大约有七八间教室,每个教室前面树着一根木头柱子,支起一条走廊。

黑板是用泥浆糊的,用石灰抹平,涂上黑漆。课桌是当地木匠打制,还算讲究,有开口的屉子,可以用来放书包,凳子是长条的,一张课桌坐两人。

学生不是很多,一个年级一个班,每个班二三十人的样子,五年学制,课程设置齐全,除语文、数学,还有美术、音乐、体育等课程。

老师不多,好像只有五六个,每人带一个年级,都是班主任,没有正式分配来的,全是大队聘请的代课老师。有的初中毕业,有的甚至只是小学毕业。

只有父亲是大学毕业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直担任小学校长。除父亲外,后来还有两人转为了正式教师,一个是冶城共大分校的毕业生,应该比我母亲早几年毕业;一个是初中毕业生,后来转为民办教师,再后来转为正式教师。

小学期间,看谁家条件如何,从他的书包就能大致看出,条件好的,书包是黄色的挎包,与现在的军用挎包基本一致。条件差的,自家用粗布缝制成一个布袋,就是书包了。

能用挎包的,还是非常少的,大多数学生用的是布袋,女孩常用花布,男孩常用白色或者靛青色布料。记忆之中,我们姊妹用的是挎包,邻居大姐的孩子们,用得就是布袋。

因为父亲的原因,我五岁入学,完全当作了玩耍,一年级两年,二年级两年。成绩应该是不错的,自从九岁进入三年级之后,就再没有留过级了,而且顺利考入了初中。

不是每个农村的孩子,都可以上学,那时候的老师,也会家访,不过家访的内容,常常是动员家长让孩子上学,交通不便,道路泥泞,都是走路去的,非常敬业非常辛苦。

那时候上学要交学费,农村家庭生活不宽裕,有些人觉得自己的孩子不是读书的料,舍不得花这个冤枉钱,有时读到中途,也会让孩子辍学。

等到做通思想工作,往往已经耽误了正常的上学年龄,因此年龄参差不齐,有些入学时已经十几岁,常有毕业时已经十七八岁的。

能够读初中的就更少,我有两位小学女同学,学习成绩都不错,其中一个还一直是班里第一名,尽管都考上了初中,但是家里都没让她们去。

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们全班都收到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什么时间在班里聚会,最后是“切记切记”的两个重复语,现在都记得很清楚。

纸条就是这两个女同学写的,或许她们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在毕业之时,想留下点美好回忆。

年纪太小,又都是农村孩子,根本没想到过要聚会,老师从来没有组织过,可能历届毕业生都没有过这样的举动,都是一毕业就回家的回家,继续上学的继续上学。

这样的想法,不知道她们那么小的年纪,是怎么想到的,又怎么会有这样的胆量。因为小学期间,男女同学是从来不交往不说话的,否则会被其他同学取笑,可见两人之聪慧。

那时候根本不知道离别的伤感,同学情谊的珍贵,后来我去还是没去,去了之后又做了些什么,都已经记不起来了。估计是没去,玩心太重,短暂的惊奇之后,应该被忽略或者忘记了。

父亲在学校有非常高的威信,虽然从没看到他打骂体罚,但是每个学生都怕他,看到他就远远躲开,谁家小孩不听话,一句“告诉你们宋老师”,比什么都灵。

几位老师都非常敬业,学校教学成绩一直很好,连续好几年,升学率都是100%,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其它农村学校很难做到这一点,许多学生考不上初中,只能回家种地。

记得小学时,学校对课外活动相当重视,教室前面平整出了一块操场,因为是黄土地上平整出来的,一到雨天一片泥泞,无法进行户外活动。

操场可以容纳全校师生做课间操,那时做得还是第七套广播体操,八个动作八个节拍,熟悉的韵律伴随了七年。操场上竖起一个简陋的蓝球架,用木料树起了一个杆子,上面安了个蓝框,框只有一个,蓝球也只有一个。

天气好,学生们在操场上玩蓝球、玩攻城,跳绳、踢键子、打板等。攻城是在地上画个四方的城,分成两派进行对攻。打板是用废纸折成四方的“板”,放在地上,打得翻过来就算赢。

课外读物较少,一色的都是小人书,家庭条件好点的学生家长,会给小孩买,在学生中很受欢迎。小人书都被小心珍藏,除非关系特别好,否则要拿礼物换才能借到。

从小人书上,我们看到许多英雄故事,许多神话童话。印象最深的,是讲孙悟空、岳飞故事的小人书,配合惟妙惟肖的插图,底下简短的几句话,描绘得非常生动。

四姊妹中就我一个男孩,父亲重男轻女思想还是有的,比较惯我,学校期间我没怕过谁,连父亲都没怕过,其他老师更没有怕过。

学校只有一个蓝球,一般都是放在老师的办公室保管,别人不敢进敢拿,我却敢进敢拿,每到课外活动,那个蓝球一般都是我拿来玩。

因为父亲是校长,也因为他威信确实太高,我抱着这个唯一的蓝球,也从来没人敢有怨言,因此特别任性,主宰着谁能玩谁不能玩。

有学生怂恿同班的村支书的女儿,抢夺我的蓝球,村支书在村里有着更高的威望,别人不敢,她却不怕,真的向我发出挑衅,要我将蓝球交给她。

她比我大一岁,长得比我还高还壮,见我不答应,就向我吐口水,我愤然反击,却没能将她摔倒,但她却没有还手,后来再没有招惹我,作为小学期间唯一挑战过我权威的人,被载入我的记忆史册。

天不怕地不怕,有一段时间父亲有事,在我家复习的弋阳表哥,到学校代替他上课,因为在课堂上批评了我,气愤之下跑到老师办公室追打他,追打不到,拿起他的教案就扔到了厕所。

其他的老师都拿我没办法,父亲回来后,听说了此事,狠狠地请我吃了顿“竹笋炒肉”,童年无惧,一顿教训,并未以为意,依然顽劣,懵懂无知,玩多学少,伴随小学最后一段时光,直到毕业。

每年秋季,学校还会组织运动会。一般都是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参加,当我快要升四年级时,却生了一场大病,从此身体一蹶不振,再难现强壮与威风。

这场大病缘于流鼻血,小孩出鼻血是常有的事,父母都没太在意,用了些土办法,认为一会儿就会自然止住。结果直到深夜鼻血依然在流,而我已经脸色苍白,快要昏厥。

父母这才急了,请动大队的拖拉机,送到乡卫生院,卫生院经过紧急处理,还是没能止住,又立刻想办法送到县人民医院,这时我已经昏迷。

最初的时候,父母用毛巾擦掉我流出的鼻血,整条毛巾都被染红,父母又害怕又心痛,父亲跟我说,不要让血再流出来了,吞到肚子里面,我吞了好多,后来拉出来的全是黑色的血块。

在县医院,我不知道血是怎么止住的,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醒来的,不过我知道医院给我输了血。这次大病,不知道病因,身体因此好长时间非常虚弱。

在孩子们的竞技中,我比不过了别人,再没人叫我“司令”,孩子王的地位拱手相让。伙伴们开始远离我,有一天,他们甚至发现,他们已经长得比我高、比我壮,我也终于尝到了没有玩伴的孤独。

这该死的病,使我在“宦海”沉浮中首次遭遇挫折,对我的性格成长造成严重影响:争强好胜之心严重受挫,一度自卑,养成内向、沉默寡言的性格。

小学是重要的思想启蒙阶段,教材起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正是里面的人物故事,使我们的思想逐渐启蒙。小学没有思想道德教育课,语文课本既是识字造句作文的知识教材,也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材。

教材里面涉及的人物,敌我划分泾渭分明,反映出当时国家思想政治要求。思想启蒙最客观的表现,是在我们的言谈举止中,有了“好人”“坏人”之分。

那个年代,还在讲阶级斗争为纲,教材中人物阶级特点明显,划分清楚,资本家、地主、特务是标准的“坏人”,工人、农民、解放军是标准的“好人”。

我们都以当“好人”为荣,对“坏人”恨之入骨,“好人”中的英雄人物是伙伴们追崇的偶像。我们学雷锋做好事,专挑不留名的好事做。

我们向往成为“王二小”似的小英雄,盼望出现敌人,把敌人引进的包围圈。我们崇拜“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游戏中学着他们的样子,英勇无比坚贞不屈。

我们敬爱伟人,把他当成心中的太阳,他的像章常挂在胸前并细心珍藏。我们热爱北京天安门,那是心中的圣地。

我们唱着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指引我们向前进!”,度过无忧无虑的小学时光。

我们心中都明确树立起了自己的学习榜样,幻想着能早日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在幻想中盼望快些长大。

这就是我出生的小山村,春天百花齐放火红杜鹃漫山遍野,夏天满眼绿色草木苍翠娇艳浴滴,秋天稻浪金黄红叶飞舞瓜果飘香,冬天轻霜满地冰冻成棱白雪皑皑,一片静谥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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