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振林做足了准备，才前往城西驿馆会见日本使者佐藤田一郎。
这次黄振林带着两个任务而来，一，让日本成为大秦牧蕃属国；二，让日本对大秦开放通商口岸，允许大秦的商品进入日本。
相对于第一个任务，实际上第二个任务更重要。
这个时代的日本，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这是东亚除大秦之外最大的市场，而且也是最具购买力的市场。
大秦的纺织业已经铺开摊子，布匹的价格正在一路走低，若不能开拓海外市场，这将给处在萌芽阶段的纺织工业造成严重的打击。
所谓的商业革命，不是单纯靠秦牧这个皇帝来推动就行的。
必须有利益的刺况让德川家康十分担心，于是颁布禁教令，禁止基督教在日本传播、流放传教士、处死基督教徒等。
后来干脆颁发了闭关锁国令，明确禁止日本人出国、禁止在外的日本人回国，禁止与外国人进行贸易。
当初郑芝龙想把自己的妻子田川氏接回福建，就是因为这道禁令，迟迟未能成行，郑芝龙用了几年时间，动用了在日本的所有人脉，才最终把田川氏接到福建。
这些事情，黄振林从郑芝龙那里早已了解得一清二楚，只是假装不知道而已。
佐藤田一郎对此也不隐瞒，把原因又向黄振林叙述了一遍。
黄振林立即责问道：“既然日本是为了阻止西夷传教，却为何连我大秦的人也禁止前往日本”
佐藤田一郎叫冤道：“黄大人，我国并没有完全禁止对外贸易，对不信仰基督教的大秦、荷兰、朝鲜，我国是允许前往贸易的，只是为了方便管理，规定贸易在长崎进行而已。”
佐藤说的也算是事实，除了长崎港之外，某些地方藩主也会与特定国家进行贸易，包括对马藩的宗氏与朝鲜、萨摩藩岛津氏与琉球国的贸易。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除了规定长崎为唯一外贸港，日本还设置了很多贸易限制。
比如“奉书”制度，即出海船只除朱印状外，还必须有老中（官职）签发的文书。只有特权商人才能得到该种许可文书。
对外国商船前往长崎的次数，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也都有严格的限制。
这也就意味着，若不打破这个局面，大秦的商品想大量涌入日本根本不可能。
听了佐藤的解释，黄振林露出一脸惊诧的表情说道：“竟是这样，原来日本也受到了基督教的歪理邪说流毒。”
“正是。”佐藤田一郎附和道，“基督教之歪理邪说，与孔孟学说相违背，只尊什么天主，却目无尊长，违背纲理伦常，所以我日本才严禁传播。”
本来态度桀骜的黄振林，立即变得跟难兄难弟一般，直呼道：“禁得好！这样的歪理邪说，绝不能让它传播，我大秦也是要严厉禁止的。不过光堵不疏甚为不妥，佐藤君应该听过大禹治水的故事吧。”
黄振林这下连称呼都改成佐藤君了，态度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变，让佐田藤一郎心里大为受用，这就象吹久了冷风，突然喝上一碗热汤，前后的反差带来了特别愉悦的感受。
佐藤对黄振林的好感也立即倍增，他再次诚心拜道：“还请黄大人指教。”
“正所谓民情如水，须得顺势而为。百姓之所以被这些歪理邪说蛊惑，往往是因为生活困苦无望，所以才求托于什么天主，企图靠神灵保佑，一朝能摆脱困境，为政者，需要有针对性的疏导才行。”
这个时代的日本人，对中国还是很佩服的，至少佐藤就觉得黄振林这番话是一针见血，在日本信基督的，多数是那些下层的贫苦百姓，这一点与黄振林说的一般无二。
他再次谦恭地施礼，求教道：“如何疏导，还请黄大人赐教，若有成效，我日本将对黄大人感激不尽。”
黄振林让人端上茶来，请佐藤喝了杯茶，让气氛更加融洽之后，才侃侃而谈道：“首先是加强儒学、佛学的传播。对外要与那些抵制歪理邪说的国家要加强交流，对内要真正为民着想，多做惠及民生之事，努力改善穷苦百姓的生活，如此才能取得百姓的拥戴。
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了百姓的拥戴，万事不难，不知佐藤君以为然否”
佐藤不住地点头道：“黄大人言之有理，言之有理。”
黄振林接着说道：“贵国现在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这是明显的只堵不疏之策，不妥，大大的不妥。这样虽然能堵住歪理邪说的传播，但同样会让本国陷于困顿，佐藤君试想，若是没有千年来与我中国的交往，从中汲取了大量的知识，日本能有今日之文明吗”
这一点，是事实，如果不是吸取了中国的先进文化，说不定日本还处在蒙昧的状态。所在不管佐藤嘴上承不承认，心里却是认同黄振林的说法的。
认同就好，黄振林继续说道：“贵国限制与信奉基督教的国家贸易，这是对的。但常言道，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所以在限制信奉基督教的国家贸易的同时，必须加强与别国的商贸，才能弥补商品缺口。
在这方面，我大秦与日本同为一体，愿意无偿的帮助日本，加强与日本各方面的往来，放开贸易限制，让两国的商人能互通有无，让日本市井繁荣起来，让日本百姓生活富裕起来。
同时愿选派儒学大师前往日本，加强与日本学者的交流，加强朱程学说的传播，以帮助日本共同抵制歪理邪说的流毒。”
秦牧正想把国内那些坚持朱程理学的家伙扔到日本出。而日本幕府为了加强统治，极为推崇朱程理学，这一招可谓是投其所好，让佐藤田一郎心花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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