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应周公之邀赴梅园新村。他今天显得有些焦急。我看他实在忙得太过火了。陆定一回延安，董必武去上海，一切对内对外的重要的事情差不多全靠着他一个人在应付。时间逐渐地逼紧了，不是“四十八小时”的问题，而是二十四小时的问题了。而问题却丝毫也没有谈拢的迹象。
我看到了一通**方面的文件，是三人小组**方面的代表徐永昌的公函，强硬地坚持着美方的“最后决定权”，毫无转圜的余地。署的日期是十九日，今晨（二十一日）才送到。
——这不分明是写着“最后决定权”吗？
——英文文件也是一样。用的是Fi
alDecisio
字样。
——那么，宣传部长彭学沛简直在玩戏法了。他前天在报上发表谈话，还说本来是“公断权”，是翻译弄错了的。
关于**所提出的整军方案，八路军退出张家口、承德、烟台、威海卫、苏北，及一切重要的交通路线，我早就听说是难于接受的，周公也把原件和对案给我看了。对案一共是四项：第一项主张立即下令全面停战，第二项陆续着手恢复交通，第三项实行二月二十三日的整军方案，合理地加以补充，这三项由军事三人小组协议处理；第四项是要求重开****会议，解决一切政治上的悬案。
对案是周公的手稿，字句斟酌地改了又改，显示着费了很大的苦心。
照我自己的意思，重开****会议或恢复综合小组，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项。政治不民主化，一切军事问题无论怎样谈来谈去都无法解决。这在年初****会议召集的前后，本来是有过热烈的争论的。**和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的一部分主张先军队国家化，而后政治民主化；和这立场相反的则主张先政治民主化而后军队国家化。争持的结果，二者同时并进，周公曾喻之为“如行路时之左右脚，不知孰先孰后”。但在五月五日**还都之后，无形之中把政协小组和宪章审议委员会停开了，一切的商谈都集中到了军事问题。这样的办法本来是和****会议的宗旨违背的。周公现在把重开***议又提上议程，的确是一个关键问题。他不把它列为第一项而列为第四项，用意也是可以了解的：因为对案系对整军方案的答文，在行文上自然只好先军事而后政治了。但这样持重而审慎的对案，和**对案相隔太远，明显地没有得到协议的可能。我是这样感觉着，周公虽然没有说，也必然是这样感觉着的。事关千百万生灵的死活，而时间又只有二十四小时了。你叫他怎么能不焦急呢？
原稿的结尾处起初是很通套的，却改成为“事急时危，谨此建议，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这样的几句话不也就很明显地表示了周公的心境吗？
没有等到吃中饭，听说马歇尔有电话相邀，周公又匆匆忙忙地出外去了。他的“食少事繁”使我为他忧虑。
周公忙得十万火急，而我自己却是闲得没法开交。我自己究竟有什么事情好做呢？临行过于仓促，除掉准备送客的几本《十批判书》之外，别的书什么也没有带来。回到寓里，索性躺在床上展开自己的书来读。
来了一个新的见解。《荀子》书中屡屡斥骂“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足证荀子当时，这三家儒者还有相当的人数。然到《韩非子》的《显学篇》提到当时的儒家八派的时候，说“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子思本子游的弟子，“子思之儒”即“子游氏之儒”是可以了解的，而却没有重要的“子夏氏之儒”。这个问题，我以前悬为疑案而没有得到解决，躺在床上突然得到了一个答案。法家多出于子夏之门，前期的几位主要人物，如李悝（亦即李克）、吴起、商鞅，都是子夏的弟子或再传弟子。韩非是这一派的云仍。韩非提儒家八派而不提子夏氏的一派，可能是没有把这一派当成儒家，或者是为祖师讳，不敢提出来责骂。其他八派之被提出，都是作为责骂的对象的。……这一种不合时宜的观念在我的脑中迷糊着，它倒很有些催眠作用，把我送入了睡乡。
醒来时已经快要三点钟了，赶着跑到蓝家庄去参加三点钟的第三方面的座谈会。出乎意外地，一向很俨然的梁漱溟却是面有喜色。罗隆基向来是满不在乎的，也好像更加开心了。
——休战延期八天，罗隆基朗爽地说：是马歇尔元帅上午亲自去见蒋主席，请求休战延期，得到了延期八天的允许。马帅请周恩来去，通知了这个消息，恩来先生刚才打电话来通知了我们。
就这样，虽然并不是永远停战，仅仅延期八天也使得大家松了一口气。
座谈会所讨论的是中共的四项对案，已经有油印的函件送到了。多数的意思也都倾向于重开***议，即使不能正式召开，也希望能够非正式地交换意见。决定由无党无派出名，二十二日午后三时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邀请中共代表商谈，二十四日午后四时假国民大会堂邀请**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