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各路大军已经准备妥当，吕恒便对着沙盘再次介绍了下各地城防，随后将各种意见统合，最后由吕恒自己推演了一番。最终综合所有人的意见，准备将大军两分，一路借渤海奇袭西南，一路自文安出北平，与刘虞大军汇合出界桥正面牵制鲜卑主力。此战重点不在于正面战场的牵制，主要在于西南方向的出其不意。
而刘备一方是以占据地盘为主，所以奇袭的大军绝不可告知刘虞。只等大军将鲜卑的东进与南下之路封锁，刘备便可据数郡之地为逐鹿基础，随后挥兵东向攻取辽东，占东北平原彻底为统一北方占据绝对后勤。
此时的东北平原，对于东汉之民来说，不过是苦寒之地。而吕恒如今为何想占据如此苦寒之地，皆是因为，如今大汉除了北方尚且安宁，其它各地皆为诸侯乱命。而提到这里，便绕不开一个被乱世隐藏的诸侯――公孙氏。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后人往往将视线集中在魏、蜀、吴的兴衰成败，却忽视了发生在三者之外同样重要的历史。东汉帝国的东北边疆，曾出现过一个维持了五十多年的割据政权，因为由公孙氏家族世代掌握，并以汉辽东郡为中心，习惯上称为辽东公孙氏政权。这个政权一边在中原群雄如曹操、孙权之间巧妙周旋，在中原板荡的年代偏安了半个多世纪；一边称霸辽东，东拒高句丽，北抚夫余，南服韩、濊，空前强化了华夏文明在东北地区的影响。
据史记载辽东公孙氏政权，在统治辽东近五十多年里，前后经历了公孙度、公孙康、公孙恭和公孙渊三代四位统治者。下面我想依据很有限的文献材料，尽力勾勒一下以公孙氏为中心的五十年历史。
《三国志·公孙度传》里出现的最早时间是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这一年公孙度“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追封父延为建义侯。立汉二祖庙，承制，设坛墠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鸾路，九旒，旄头羽骑。”可是在割据自封之前，他还做了很多事，如今可知的有：一、笞杀襄平令公孙昭；二、以法诛灭郡中名豪大姓百余家；三、东伐高句骊；四、西击乌桓。因为公孙度本来“起玄菟小吏，为辽东郡所轻”，这几件事才使公孙度真正树立起了威信。按照常理推测，这几件事加上自立为辽东侯，不太可能在一年之间完成。辽东郡见于记载的上一任太守是杨终，他在汉灵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为张纯、张举的叛军所杀。公孙度就任辽东太守在中平四年或更晚。另有一条旁证：名士管宁是东汉末年去辽东避难的，“宁在辽东，积三十七年乃归”。管宁返回中原的时间，据《三国志·管宁传》：“黄初四年，诏公卿举独行君子，司徒华歆荐宁。文帝即位，征宁，遂将家属浮海还郡，公孙恭送之南郊，加赠服物。”可见管宁应于黄初四年或五年（因为辽东与洛阳相隔悬远）离开辽东。
黄初四年为公元223年，三十七年前应是公元186年，即汉灵帝中平三年，若以黄初五年计算，即为中平四年，正是黄巾起义席卷诸州的年代，这也与名士们“以黄巾方盛，遂至辽东”相合。当时管宁是“闻公孙度令行於海外，遂与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辽东”，可见这时公孙度已经任辽东太守，所以公孙度任辽东太守的时间为中平四年（公元187年）。
了解了公孙度任职的时间，可以澄清一个习惯的误解，即认为公孙度是董卓任命的。因为《三国志·公孙度传》里写道：“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荐度为辽东太守。”这很容易让人理解为董卓专权时任公孙度做辽东太守，《资治通鉴》便记为“卓以为辽东太守”。董卓进入洛阳并独裁朝政是在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这时公孙度早就“威行海表”了。《三国志·董卓传》和《资治通鉴》举董卓所任用的刺史、太守，都只提及韩馥、刘岱、孔伷、张邈、张咨五人，没有提到公孙度，也是一证。
这样，到了初平元年（190年），公孙度至少已经做了近四年辽东太守，在辟举制度下，足以建立一支忠于自己的官僚机构。当董卓迁汉献帝于长安，并与关东诸军对峙于洛阳时，他就看到“汉祚将绝，当与诸卿图王耳”，于是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公孙度卒于汉献帝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一共在辽东经营了近20年，开创了后来割据的基业。他被记录的事迹大部分在初平元年以前，以后的14年，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只能从许多侧面去了解他的功绩：首先，公孙度将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联成一体，使汉族在东北地区的力量为之振作。东汉末年，许多被称为“东夷”的少数民族轻则不修职贡，重则寇掠州县，这时又纷纷向公孙氏政权表示臣服。
公孙氏与“东夷”的关系，后面还将详细论述，此处从略。其次，公孙度的一大成就是使东北地区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公孙渊曾经指使辽东官署上书魏明帝，其中写道：“郡在籓表，密迩不羁，平昔三州，转输费调，以供赏赐，岁用累亿，虚耗中国。”这说明东汉的幽州因为与周围少数民族作战，长期靠邻近的三州提供给养，在财政上不能自给。东汉中央的崩溃，边疆州郡已经无法从周边获得财物，这时“度初来临郡，承受荒残，开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乌合之民，扫地为业，威震燿于殊俗，德泽被于群生”。无疑公孙度成功解决了财政问题，这是决定一个割据政权能否生存的关键，但在客观上却带来了东北地区的深度开发。其三，公孙度治理下的辽东社会显然是安定的，既不需要参与中原的争夺，也不用担心来自东夷的寇抄，因此随着中原日渐鼎沸，辽东成为了北方尤其是环渤海地区人民避难的乐土。能够在东汉末年人口不减反增，不可谓不是一大成就。人口的增长，也是公孙度能实现经济自给的重要原因。第四，公孙度是尚贤的。避居辽东的名士如邴原、管宁、王烈都得到了公孙度的礼待，虽然他们大多不愿就任官职，也没有久留辽东之心，除王烈外，中国少安，都想尽办法回到中原。但可以想见一定有不少名士贤人接受了公孙度的征辟，成为辽东的官吏。
公孙度留下了一个势力范围东达日本海，北抵黑龙江流域，南包朝鲜半岛，西接辽东属国乌桓诸部的割据政权，于汉献帝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去世，由其子公孙康嗣位。公孙康在职17年，见于史籍的事迹更加寥寥。根据仅有的记录，可以看出公孙康在外交上改变了其父的强硬立场，转为向曹操示好，并对汉和后来的魏表示臣服。汉献帝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上表公孙度为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公孙度曰：“我王辽东，何永宁也！”藏印绶于武库，拒不接受。到了公孙康嗣位，立即将永宁乡侯封给了其弟公孙恭，做出了妥协。其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征讨收留袁尚、袁熙的乌桓，破之，屠柳城。袁尚、袁熙、乌桓辽东属国单于速仆丸、辽西郡单于楼班、右北平郡单于乌延均逃往辽东投奔公孙康。公孙康“悉斩之，传送其首”，这是很明显的巴结曹操的做法。奇怪的是，公孙康执行这样的政策，却始终没有得到中央政权的封赏，只在死后追赠了一个大司马。其中可能另有其它的原因，材料太少，不得而知了。
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公孙康卒，“子晃、渊等皆小，众立恭为辽东太守”，“文帝践阼，遣使即拜恭为车骑将军、假节，封平郭侯；”这既表示了曹魏对公孙康努力的肯定，也充分尊重了辽东的自治权。平郭县属辽东郡，这一细节也委婉地显示了对公孙度那句“我王辽东，何永宁也”的让步。书中记载公孙恭曾经“病阴消为阉人”，故“劣弱不能治国”，公孙恭的施政记录近乎空白，但至少在处理与曹魏的关系上，他做到了相安无事。这时吴、蜀方盛，曹魏也不愿背后再出现一个敌人，公孙恭的劣弱无能正合胃口，这或许是公孙康一上任就受到曹魏的封拜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