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o年，华兴五年。
二月的北京，西北风穿街而过，法国梧桐树光秃秃的枝子微微摇摆，发出低低的呜咽。行人都是面色凝重，步履匆匆。
1909年上半年的繁华似锦似乎还历历在目，到了下半年却已经露出了不祥之兆。到了1910年之后，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变本加厉。
家庭主妇们忙着家务，收音机里传来播音员有些苦涩的声音：“……截至中午收盘，北京综合指数下跌了二点六个点，跌幅百分之一点四……请问刘博士，您对最近的股票市场怎么看？”
“……我个人对目前的行情保持谨慎乐观。目前的不利因素主要来自外围，现在的问题集中在美国的银行破产潮，以及铁路公司破产引发的信任危机……目前看来，英国方面已经给与了比较充分的反应，毕竟他们有太多资金沉淀在美国的金融和铁路上面。其实经济本身的问题没那么严重，各国经济发展的需求还是实实在在的，最大的问题在金融体系……我觉得目前我们的金融体系总体还是健康的，毕竟国内银行都已经发布声明，没有投机美国的这些高收益债券，信托公司和小型银行……”
很多近些年新成立的民营银行门前，提款的市民排了长队，每个人都焦急地看着前面的营业窗口。如果不是警政部门乃至宪兵紧急出动维持秩序，甚至可能要发生暴力冲突。
北京市参政院的大厅里。各党议员吵作一团，纷纷指责政府施政不利。已经有议员准备提出提案，弹劾政府在前一年的奥运会准备工作中好大喜功，举债过度。导致政府负担沉重，而现在欧美游客骤减，国家经济降温，很多场馆的运营开始变成负担……
位于新城区的证券交易所，及其周边已经被称为“金融区”的街区，行人的脸色已经说明了一切。往日里人人兴高采烈自信满满的局面荡然无存，一些刚刚被解雇的金融业雇员在旁边的酒馆喝得烂醉如泥，身边满是横七竖八的酒瓶。
交易所里。计价员一如既往地敏捷而高效，但场下早没了往日热闹非凡的景象，也没有了众口一词的“升，升。升”的喊声。红马甲们一边作出买卖手势一边低声咒骂。
刚刚建起的昊天教明堂中，一脸无助的教众虔诚地听取主教的布道，诵读经文，仿佛这样就可以远离俗世的那些烦恼和忧愁。
工厂里，被减产乃至裁员的谣言弄到心神不宁的工人们一边工作。一边心事重重。工会领导人都已经被社会党方面召集起来紧急磋商，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统一行动！
同样的情形发生在上海，武汉，大连。沈阳，广州。天津……原本欣欣向荣的火热场面，在短短几个月之后就骤然降温。
这一股从欧美吹来的经济寒流。终于让连续多年高速增长，正在把“五年发展纲要”推向**的东方减慢了前进的脚步。
早已习惯于大步向前，快速扩张的企业家们，对生活日益改善感到满意，刚开始尝试贷款买房的新兴中产们，住上了公租房，获得了基本保障，工资逐步提升，盘算着多攒点钱置办家具的底层劳工们，对这样突然的变化全然没有准备。
又要……苦熬了吗？上一次的危机，尽管没有这一次的严重，却最终以备战的方式加以缓解，最终用战争解决了问题。
那这一次呢？
另一时空于1907年开始破灭的投机泡沫，在这个时空，由于中国经济崛起和战后重建，推迟到1909年初，终于出现了破灭。
在另一时空，这一次的投机泡沫破裂直接原因是股市投机潮在高额信贷成本的压迫下破灭，而核心动力则是美德两国投机泡沫引发大批英法资本进入，两国生产能力急剧扩张，拉动全球原材料暴涨，通胀高企，从而抬高了信贷成本，最终泡沫破裂。
在这一时空，由于亚洲战争之后远东局势急剧失衡，中德走向合作，法国资本大量转向俄国用于重建，而英国资本则在战前大量流向中国，以及中国工业力和资源产出的扩展，甚至还有华资在欧美市场一连串金融操作吸收了大批资金，变相给美国的投机潮降了温，一连串复杂的因素让投机泡沫的破裂推迟了一年多才引爆。
不过，这一迟来的泡沫破裂，杀伤力却更加惊人。
仅仅半年的时间内，美国破产的信贷机构超过500个，8.56亿美元的存款荡然无存，大多数银行则停止支付现金。60多家铁路公司倒闭，他们发行在外的股票和债券高达17.65亿美元，铁路长度3.85万公里。还有4.15万家工商企业登记破产，共负债15.8亿美元。在美国，这次危机引起的生产下降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以月度数字计算，钢产量下降近69%，生铁53%，机车82%，货车车厢84%，新建铁路量63%，新建筑合同减少47%，钢托拉斯所属企业七成停工，失业率从3%骤增到9.6%。
与美国经济联系密切的英国首当其冲，危机深度仅次于美国。1909年上半年，黑色金属消费量减少37%，生铁产量下降24%，钢产量下降35%，新建船舶吨位减少62%，棉花消费量下降24%。
相对而言，德国受创较浅，但黑色金属消费量也下降了28%以上，钢产量下降19.1%，已竣工商船吨位骤然减少三分之一。建设业损失最惨重，业务量缩减49%。与此相应，水泥等建材工业产量下降超过一半。轻工业损失也不小。棉纱和棉布的出口减少24%，棉布价格下跌23%。不过，由于德国工业的垄断程度较高。以钢铁业为例，产品价格反而大大提高。借助与中国广泛的经济合作，德国经济正在努力爬出泥沼。
法国的受创程度稍浅。借助于法国资本在俄国的优势，俄国战后重建的庞大需求维持了法国工业品的市场，法国工业生产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但一些轻工业出口也连带受到打击。
东方的中国，这个与世界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日益成为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领袖力量之一的东方经济体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危机的沉重打击。
从1909年6月到1909年12月。短短半年时间，中国的出口下滑了四成以上，而正处于火热势头的中国股市，由于欧美资金纷纷抛售也出现了雪崩式的下跌。各路资金联袂出逃。很多银行纷纷收紧银根，民间开始出现挤兑。
复兴党，再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在1908年的国会改选中，借助皇帝在1907年甘肃党争事件中的力挺，以及复兴党嗣后一系列挽救措施。复兴党总算挽救了摇摇欲坠的政治地位。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19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行，复兴党逐渐挽回了原本有些落后的民调。
根据帝国四大调查公司的抽样调查，超过七成的受访选民普遍认为“日子越过越好。复兴党干了这么久也一直不错，还是不要冒险的好”。“这政府我看来不错”。在安定发展与潜在的动荡之间，大部分选民还是选择了前者。
甚至原本被视为社会党根基的工会组织。最终也还是选择支持复兴党。原因也并不复杂，工会领袖也好，普通成员也好，根子上还是现实的。复兴党执政多年根基深厚，虽说陛下说过党争不是你死我活，但这自古以来也没见过一方说交权就痛痛快快交权的。一旦站错了对，将来复兴党上台给自己小鞋穿可不是开玩笑的。眼看着皇帝还是表现了对复兴党的支持，再加上近年来的日子着实舒心，也实在没有太多动力冒险。
在这一次改选中，参议院的六十个席位，复兴党获得了三十席，社会党获得了十二席，自由党和公民党选情也有所提升，总共获得了五席，宪政党五席，统一党四席，农民党四席，连遭打击的炎黄党空手而回。在众议院，改选的二百个席位中，复兴党获得了九十四个，而社会党获得了三十六席，自由党和公民党十二席，宪政党和统一党一共只获得了二十六席，炎黄党获得了六席，农民党十五席，**参选人十一席。
不过，令复兴党头疼的是，选举后不久华夏农民党就宣布支持社会党的农村政策，并宣布与社会党全面合作，组建“公平同盟”，社会党声威大震。
原本的国会里已经有不少复兴党员改换了门庭，选举之后，复兴党的优势被进一步压缩。
眼看社会党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反对党，习惯于“代表全体国民”的复兴党还是决定按照郑鹰时代的惯例组建联合内阁，以弥合党争。
对于复兴党的联合组阁要求，社会党内部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争论。以激进派中执委，六年前宣布脱离华夏民主党的胡汉民为首，强烈反对加入复兴党内阁，认为“中国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在野党而非执政党的附庸”。而秘书长兼代主席的周明根和大部分中执委则认为“加入内阁更有利于实践我们的主张”，而且“复兴党在劳工方面的政策和我们现阶段的要求差距并不大”。因宣传工作得力晋升中执委的汪铭汉等中间派则努力调和，最终胡汉民等人被劝服，中执委投票决定加入联合内阁，但提出更多内阁席位。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复兴党不得不作出让步。除了劳资部长周明根外，农业部长李清文主动去职，转而受聘出任中华农业大学校长，把部长职位让与了华夏民主党的农民问题专家林子航。
林子航本人属于华夏民主党温和派，主张实际上与复兴党提出的农民政策大同小异。只是更偏向于对农村水利和交通设施的投入，以及信贷优惠这些方面上。
比较出人意料的，社会党中执委之一，前禁卫军少将肖剑正式接手警政部。不过。想一想这人原本曾任御前侍卫，是郑鹰一手提拔的亲信，大家也基本理解了其中的意思。
除此以外，根据国会批准的政府年度编制，内阁将原本隶属于农业部的水利局**成部，统筹协调全国水利建设，社会党中执委赵铁群出任水利部长，提拔了一批水利专家。开始筹划更大规模的国家水利建设。
经过一番变动之后，复兴党总算是把社会党这个复兴党分裂出去的最危险的竞争对手拉到了联合内阁之内，算是形式上维持了“举国一致”的总体面貌，正准备借着奥运会之后的东风大展拳脚。没想到却迎面挨了一闷棍。
迟迟未到的全球经济危机，还是来了。
这次被拖延和压抑已久的危机，一上来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了整个欧美经济体。
一开始，已经习惯于经济高速增长，而且也有过上一次危机经验的中国并没有太当回事。中国的建设正是如火如荼。出口订单早排到了下一年，各处都是欣欣向荣，反倒是很多企业摩拳擦掌准备和上一次一样，抓住欧美的破产潮再低价进一批机器。
但到了八月。欧美危机并未出现缓解，反倒从投机泡沫破裂演变成了实体经济的危机。并且首先反映在了中国的对外出口方面。欧美渠道商大幅削减订单，甚至不惜放弃订金乃至支付赔偿。取消了后续订单。尽管中国方面依靠在欧美直接掌控的一些零售网络，以及美国马歇尔百货等合作机构，还能保住一部分出口，但经济萧条已经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了原材料价格上，印度，拉美，中东，南洋和北非等原材料产地出口额骤减，也开始削减对中国商品的进口。
经过“国家工业品牌提升”的一连串动作，文化渗透，和平外交，一步步扭转了国家形象，又借助东亚工业博览会全面展示了中国工业的成就，中国商品在欧美迅速打开了缺口。据此，中国工业界对出口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也据此进行了大规模的扩产，在欧美建立分销渠道乃至终端网络，寻找代理伙伴……
这一列刚开始疾驰的机车，却突然遭遇了断崖式的坠落。
复兴党为主的内阁面对危局，迅速商讨对策。
央行行长，复兴党干将马新宇主张进一步宽松信贷，降低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同时由国家以财政资金对国有银行注入资本，为经济体输血。
社会党方面，周明根首先提出质疑，认为原本的信贷已经比较宽松，进一步放宽信贷无异于认为制造通货膨胀，而且这种放水是否可以冲销出口下降带来的需求缺口还无法确定。
财政部长，复兴党干将李登云倒是支持马新宇的看法，认为目前的情况和1900年那一次有些相似，应对也可以借鉴那一次的对策。信贷宽松是一方面，还可以紧急提升政府财政支出，包括扩充福利保障开支，追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放开部分城市地方债的额度限制等等。
交通部长詹天佑对此自然是双手赞成：他这边的铁路和公路建设计划，桥梁建设，原本就有五年，十年乃至十五年的长期规划，很多项目提前启动就是了。
唐绍仪本人面对这种情况，其实是偏向按照前次的处理来做。但他也不得不考虑社会党方面的意见：一方面是社会党在国会的席位，以及在各工会组织具备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也很清楚：一旦通胀飞涨，刚刚有所提升的民生就可能恶化，社会就可能酝酿不稳。
这对于刚刚起飞的国家来说，无疑是非常不利的。
争论来争论去，最终只能作出妥协：
首先是救急，国家财政向各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紧急注资，由这些上市公司宣布增持股份，稳定证券市场信心。央行停止加息和收紧信贷，同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各银行回购债券以释放货币。
然后是提前宣布下一年度的投资规划，并将部分投资项目提前，稳定市场对未来经济成长的信心；
接着又宣布了国家收购储备粮油的计划，稳定农产品价格和农民预期。
尽管动用国家预算外资金的项目还需要国会批准，但这些计划宣布出来就对市场产生了一些影响，勉强稳定住了濒临崩溃的情绪。
但随着欧美危机的深化，越来越多的不利消息见报，国家投入的资金消耗殆尽，而形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到了十二月，国内终于发生了近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信贷收缩，大批这两年扩张过快，债务杠杆过高的企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下一年的贷款来源断绝，无法借新还旧，而企业的订单也出了问题。
裁员潮，从一开始的零零星星，逐渐开始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出口占比很高的沿海地区变成普遍现象。很多地方的失业经济申领处，登记的失业工人排成长队，一些家庭甚至搬出了公租房，住进了教会提供的免费地下室。
一股前所未有的经济寒流，让多年来一帆风顺的国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到了这个时候，从内阁到国会，各财阀，乃至民间，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期盼着某个声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