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先难后易（二）
任营岩要教训一下周和的想法，只是一瞬间的事，他考虑更多的，则是扭转莫怀诚和周和发言后形成的不利局面，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在中国，绝大部分人的习惯都是顺向性思维，具体到会场上，就是只要开头发言的人说了什么观点，其他人大都会顺着这个观点往下说，这是大家从小或长期接受传统教育形成的思维习惯，人们所说的“随大流”就是说的这种现象；人们所缺少的，就是散发性思维和逆向性思维，要说国人的劣根性，恐怕这也是其中之一；如果后面的厂领导都随着莫、周两个人的观点表态，会议局面就要失控了。
稍加思考后，任营岩对大家说：“上面莫总工和周副厂长说劳资工作政策性强、技术性强，这些都是事实；不过我想提醒各位领导一下，你们都是做领导工作的，考虑问题一定要全面一些，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人事劳资处处长的人选，而不是劳资处处长的人选，”说这话时，任营岩有意把重音放在了“人事”两个字上，“所以，我们在考虑这个人选时，不但要基于劳资工作技术性、政策性强，还要充分考虑到人事工作的重要性、严肃性和严谨性。”说到这里，任营岩话锋一转，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了王忠身上，“王书记一直管理组织人事工作，对这一点应该是体会深刻——政治上强，应该是对做组织人事工作干部的第一要求，我这话没错吧？王书记。”
王忠现在心里正美滋滋的，因为莫怀诚和周和的话，正说在他心坎上，他没想到任营岩会突然把话题转到自己身上，所以仓促之间，也就顺着任营岩的话说到：“任厂长说的不错，我这些年主管组织人事工作，体会很深，组织人事工作的确很重要、毛主席同志也说过嘛，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组织人事工作主要就是管理干部的，是一件很严肃和严谨的事情，不能有半点的含糊。”
趁着王忠说话中的间歇，任营岩趁热打铁，又插问了一句：“这么说，王书记也认为管理组织人事工作的人，政治上一定要很强了？”
“不言而喻，不言而喻，是这样的－－－－－－”王忠此时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顺着任营岩的话说。
“既然王书记也同意这个说法，下面我们就比较一下，齐昊元和刘琦这两个人，那个在政治上更强一些。”任营岩不失时机地把大家的思路引导到自己的思路上来。
一听任营岩这样说，王忠认识到自己上当了，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要说工作能力，刘琦还凑合，但是要论政治表现，刘琦就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可以说是麻线提豆腐——提不起来；但是自己这碗水已经泼了出去，想收回来是不可能了。
莫怀诚从任营岩把话题转到王忠身上起，就想到任营岩肯定是别有用心，等到任营岩提出齐昊元和刘琦两个人哪个政治上强，莫怀诚知道刘琦已经是大势已去，心里暗暗埋怨王忠是个蠢蛋。
周和此时心里也很后悔，后悔自己当了这么多年的厂领导，怎么就没学会和任营岩一样全面看问题；更让他忐忑不安的是，自己曾经承诺过任营岩支持他的工作，可是到了这具体事情上，怎么这样不小心，站在了他的对立面上。
工会主席赵林对莫怀诚和周和要把刘琦留在处长位子上的观点，打心眼里反对，但是一直又找不出反驳的充分理由，现在听到任营岩说要比较齐昊元和刘琦哪个政治上强，心里豁然开朗，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说到齐昊元和刘琦哪个政治上强，我这里有个情况需要在会上介绍一下，不过在介绍这个情况之前，我先做一个说明：就是这个情况任厂长原来叮嘱过我，不要在职代会这样的公开场合讲，原因是这个情况涉及到了一些在座的领导，讲到职工面前，就会影响到厂领导班子的内部团结；不过我现在只讲有关刘琦的部分，刘琦不是厂级领导，介绍他的情况，和任厂长叮嘱的话没有矛盾。”说到这里，赵林看着任营岩征询道：“任厂长，那我就把职工检举揭发刘琦的情况说给在座的领导听一下吧？”
在座的厂领导除任营岩外，都不知道赵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是看着赵林说的挺严肃，也都急于知道谜底，会场一时静了下来，每个人都注视着赵林。
任营岩此时正需要一个人站出来反驳莫怀诚和周和的观点，所以马上用鼓励的语气对赵林说：“赵主席，你就把职工检举揭发刘琦的情况说给在座的领导听一下吧。”
“大家都知道，我们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期间，曾经在厂子大门、宿舍、食堂、家属楼等地方设置了几个意见箱，收集全厂职工对扭亏增盈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我现在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从这几个意见箱中，我们不但收集到不少好的建议和意见——顺便说一下，这些好的建议和意见我们在职代会的总结中都已经采纳了，令我们感到沉重地是，其中还有上百条检举揭发材料，都是反映我们干部队伍中的不正之风的，包括我们厂级领导的不正之风！”说到这里，赵林的语气及沉重又愤慨，引起包括王忠在内这些屁股上有屎人的不安，他们生怕赵林在会上把这些职工检举揭发的事情说出来，让他们大面子上过不去。设置意见箱的事他们都清楚，原来只是不明白职代会上任营岩和赵林为什么没有提这件事，现在他们才知道，任营岩和赵林是把这些炸弹用在中干调整这一战场上来了。
任营岩担心赵林话多失误，影响了主攻的方向，连忙插话说：“关于职工反映我们厂级领导不正之风的，不少情况都是职工的分析和猜测，是不是事实，有待我们以后调查落实，请赵主席今天只把有关刘琦的内容给大家通报一下就行了。”
说起悬挂检举箱鼓励人们检举揭发当权者的不良行为，中国自古以来就由此传统：据历史资料记载，举报箱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的魏国，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公元前403年，魏国创立者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支持他的改革；李悝在魏文侯时，任相10年，主持变法，是战国法家的始祖；为稳定社会秩序，李悝帮助魏文侯建立了举奸揭凶、惩污治吏的举报制度，并设置了一种叫“蔽竹”的举报箱，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举报箱；“蔽竹”是一个圆形的筒，长约尺许，上方有一个大约三寸见方的小口，以便检举人将写有揭发内容的竹简塞入筒内；“蔽竹”通常设置在人们不常到的街道即“僻巷”，以避人耳目，便于举报。到了西汉，出现了一种叫“垢筒”的举报箱；汉宣帝时期，颍川土豪结党营私，鱼肉百姓，形成—霸，无人敢治；汉宣帝便派胆识过人的赵广汉出任颍川郡太守，赵广汉到任后，决定进行彻底治理，为民除害；但由于不知地方上的详细情况，赵广汉苦苦思索对策，有一天灵光闪现，他从存钱罐中受到启发，制作成“状如瓶，为小孔，可入不可出”的垢筒，起到能够“及得投书，削其主名”（保护投诉人）的作用；垢筒制成后，赵广汉便令部下拿到各地悬挂，并张贴告示，鼓励民众投书举报，保证为吏民保密；经过一段时间，收到很多举报信，赵广汉根据举报信提供的线索，组织力量打击罪犯，终于使奸党散落，社会得到稳定。到了唐朝武则天时代，检举箱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有很多反对武则天当女皇的事件发生，武则天知道在中国当个女性皇帝，会有多少人反对，她更知道夺得她夫家天下，那些姓李的皇亲国戚，该如何跟她不共戴天？所以在和这些对立面作斗争时，需要有人检举揭发这些人暗中的不轨行为和他们的贪污腐化的证据，。有一个叫鱼保家的，很知女皇的心思，他做了一个铜箱子，起名“铜匦”。据《资治通鉴》载：“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武则天下令用铜烧铸，一匦四口，涂上青、丹、白、黑之色。青匦置于东，曰“延恩”，献赋颁、求仕进者投之；丹匦置于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白匦置于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黑匦置于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铜匦放在午门外，这就是武则天的“举报箱”。为鼓励普天之下的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官员平民，人人都要积极参与告密，武则天规定检举人可以直接进京把检举信件投入铜匦并且诏令：“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就是说地方官员有义务好生招待进京的检举人员，不许过问检举内容，并且一定要替检举的人备车，好吃好喝供着，派人护送到武则天銮驾所在，完成神圣的检举之旅。“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也就是说检举者所告材料属实，就破格封官；查下来不符事实，也不追究诬告。这样一来，大家的积极性都被发动起来了，一时间“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形成了举国上下争相检举的。武则天通过这些举报信掌握了不少情况，并且以此为依据，狠狠打击了贪官污吏和反对派，強化了自己的统治。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1931年，我国出现第一个反腐倡廉举报箱——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控告局设置的，这个举报箱挂在jx省高兴区苏维埃政府内，正面用毛笔工工整整地书写着三个大字：“控告箱”，控告箱体积为16x18x185厘米，其左、右两面分别用毛笔写满了小字，内容为举报的意义和原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反腐倡廉的决心，深得民心并维护了党的纯洁。
无可否认，检举箱这个东西是双面刃，它在起到惩治贪官污吏的同时，往往也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成为这些人诬告忠良的工具，武则天时期就出现了不少这样的情况；要避免检举箱的负面作用，关键是掌管和处理检举信件的人一定要头脑清醒、公正处事，不徇私枉情，不狭私报复，一切依事实为依据，一切结论都应该放在调查研究之后。任营岩和赵林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俩才没有在职工代表大会上公布职工检举揭发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