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肯堂是一个汉人，在承平年月，能做到直隶总督，靠的不是军功，而是一步步爬上来的，这种人也许没什么作为，但绝对长袖善舞，他大的功绩没有，但大的错误也绝对不犯，总之就是一个老好人，没有害处，也没有大才。
这样的人，摊上这样的事，其实也很倒霉。
乾隆又下了严令，让他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见到今天的战况，让他寝食难安，连夜上奏，请朝廷调东北八旗、蒙古八旗入关。
他觉得还是边关大军更值得信赖。
京营那些人是什么样子，他了解的一清二楚。
不过为了躲过自己的罪责，他也不得不严惩了一批官员，天津的文官官员早就被押赴北京了，京营的军官却不好处理，幸亏乾隆派来了钦差，他与钦差商议之后，直接锁拿了了京营护军校、蓝翎长、队长等一批军官，可护军参领则一个没动，更不用说权贵充任的总统大臣了。
同时对力战而退的东北八旗兵没有做出惩罚，反而嘉奖了一批人，严肃军纪，奖惩功过，这些一个文官能想到的法子都做了，可军队士气还是不高，谣言四起。
通州还有四万多大军，而且以八旗兵为主，其中满八旗一万，蒙八旗六千，汉八旗一万三千，其他都是沿途退下来的当地绿营，可夜里竟然出现了逃亡，而且还是几百个八旗兵，这让梁肯堂越发觉得没有希望。
这几年驻防八旗逃亡事件不少，乾隆十年年(1745)山海关、张家口等驻防八旗，一年之内报逃之案，就有250余起之多。为此朝廷还制定了处罚旗人逃亡的“逃旗法”，颁布处罚失察官员的规定。有些逃亡的旗人，甚至会加入当地的天地会，白莲教等势力。
说白了还是因为穷，但大多数都是外地驻防八旗，京营相对优渥，竟然也出现了逃亡。
这些京营士兵刚到的时候，梁肯堂还颇有信心，因为对方士气高涨，一个个喜形于色。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这些人以为是来发财的，结果却碰上了硬茬子。
八旗京营士兵的收入应该说还是很可观的，一个马兵每月可以领取三两白银，每个季度可以领取四十六斛米，称之为钱粮。而且，旗兵还有大片的“旗地”，不用交纳田赋，收获全归旗人分配。
但在京师居住，这些钱足以生活，却过的不够富裕，乾隆年间，社会流行攀比之风，旗人中尤甚，所以一个个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情时有发生，落魄到借贷的不在少数。
嘉庆亲政之后，对于京城八旗的困窘十分忧虑，他以为造成困窘的原因，主要是这些旗人的堕落，是风气，感叹：“迩年风气日就华靡，饮食衣服，无一不竞美争鲜，毫无节制。以致数日之用，罄于一日;数人之养，竭于一人。甚或饮酒看戏，游荡赌博，钱银入手，任意花销，不顾身家，罔虑日后，岂非自取困穷乎?”
说白就是铁杆庄稼把这些人惯坏了，至于后世认为的什么不允许旗人从事其他行业，并不是主要的，因为就算让他们从事其他行业，也没人愿意去。
嘉庆后来打算把京师旗人都搬回东北去，称之为京旗移垦，东北有足够的黑土地让这些旗人耕种，人人做地主都不是问题，可就是没人去。乾隆中叶，曾计划迁移京旗三千户到黑龙江省双城县屯垦，磨破了嘴皮子才说动两千户，在此后四年中差不多全跑回了北京，开垦的土地被汉人耕占。
而且让他们移垦，可不是真叫他们种地去的，而是让他们去做地主的。官府给他们盖房子、置地，甚至提供牲畜、农具、籽种，替他们雇好长工，但他们往北京逃，说白了就是享福享惯了，享废了，哪里都不想去，什么都不想干。
打仗，比当地主还不如，指望这些人，恐怕指望不上。
他们之所以一开始踊跃，那是因为一旦出征，有额外的津贴，称为“行粮”，本来以为能拿补贴，改善一下窘迫的生活，谁知道对方是硬茬子，当真敢杀人啊！
私底下两两聚聚，嘀咕几声，爷们身子金贵，哪能在这里送了名，反正这里离北京近，就是没有盘缠，饿会儿肚子也跑回去了，法不责众，多人意见一致，就瞅准孔子，一猛子跑了。
周琅大军过了八里桥，继续向通州进发，还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是按照自己的步骤在有条不紊的行动。
到了通州，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通州四门封闭，这很正常，可是城外原来有的一些营垒中，竟然全都被毁了，这就奇怪了，哪有自己砸毁自己营垒的作战方式，把所有人都收进城，放弃所有外围防御，连个呼应都没有，这统兵的会不会打仗啊？
周琅觉得，就是三国演义的水平，那也该知道什么品字阵之类的不妨，这用一座孤城御敌，是什么战法！
可既然对方把自己封死了，那没什么好说的，直接进攻吧。
通州东边靠河，周琅从西方、南方两个方向攻击，给对方留下北方溃逃。
主力炮兵对付通州这样的县城并不困难，12磅步兵炮有很好的攻坚威力。
只是需要时间。
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才轰开了南边的城墙，马大雷带帅营就是搞攻坚的，他手里是有马兵的，总计三千，是用高昂的代价，从东印度公司手里买来的印度马。其实他们在福建缴获过一批清军战马，发现除了军官的坐骑之外，普通马兵的战马很瘦弱。这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因为满清不是宋朝，不缺少养马的地方。结果通过俘虏的审讯才明白，士兵们都喜欢挑那些瘦弱的马，因为吃的少，可以剩下马粮。
马大雷这三千印度马组成的马队一直就是训练训练再训练，始终没有用武之地，因为福建的山地不可能给他们提供驰骋的空间，而作为帅营主力，他们也不需要去做哨探之类的工作，就只能训练了。
装备上，除了装备马枪，主要还是以冷兵器为主，装备的马枪和弯刀，都采用的是英国龙骑兵制式，后来荷兰人认为比不上法国的胸甲骑兵，就又给每人打造了胸甲，胸甲相当厚重，要不是帅营士兵都是按照掷弹兵的标准挑选，还真的扛不起来。
这些普遍一米七左右的大个头士兵，配上印度大马，在平均身高一米六的时代，是相当扎眼的。
他们已经多次请缨，这次北伐也确实是他们施展的机会，但周琅没给他们机会，现在时机到了，他们将掩护步兵冲击城墙缺口，以速度占领立足点，然后主力步兵抢夺缺口，之后大军跟进，夺取通州。
这需要的兵力不多，但有胸甲防护的骑兵生存能力强一些。
骑兵没有拒绝这个明显不太适合骑兵去做的工作，骑着马直奔南墙城门旁的缺口，拼死杀退了数量远多于他们的清军，然后等到步兵跟上占领了缺口，他们损失倒也不惨重，有甲跟没甲，对于冷兵器作战是不一样的。
如果冲锋的是步兵，刚才躲入城墙后的清军弓箭，肯定能给他们很大的杀伤。
之后的巷战就不需要他们了，他们奉命撤退集结，然后去通州西北方向潜伏。
他们的任务是，尽可能冲击逃跑的成建制清军，并不要求他们追亡逐北。
周琅预计的没错，通州城破，自己刚刚进入南城，通州的守军就开始了大面积溃逃，此时什么总督，什么钦差，什么皇命，都比不上自己的命重要。
守门的士兵先跑，后面的跟着跑，前方士兵往后逃，一路都追不上逃跑的友军。
通州县衙的守军稍稍抵抗了一番，也被军官带着跑了，总督梁肯堂在县衙自杀。
周琅大军横穿通州南北大街，并不停止，而是继续往城北追去，哪里还有成建制的清军，埋伏的胸甲骑兵甚至都没产生用处，他们是防止清军成建制撤退的，现在哪里是撤退，根本就是溃退。
没有组织的溃逃，伤亡其实是最大的，几仗下来，軍队总共打死打伤的清军也就一两千人，可是追击带来的战果竟然高达上万人，还俘虏了两千多，其中过半都是八旗兵。
这么一场打的莫名其妙的仗，竟然是重要的通州之战，通过这么一场战斗打开通往北京的门户，让人觉得都没什么值得夸耀的，难怪当年拿破仑三世给了指挥八里桥之战的法军指挥一个八里桥伯爵的头衔，法国人都十分不满呢。
这种小场面，确实配不起一个公爵的头衔。
之后就地在通州休整，同时派人去查看一下，看能不能修复被清军破坏的闸口，否则从通州开始，辎重就得走陆路了。
手下部将倒是急着打北京，还纷纷请缨要做前锋，攻打敌京这对武将来说，有致命的诱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要周琅立刻发兵，什么拖延的久了，敌人就有了准备，拖延的久了，敌人就会有增援等等。
周琅不为所动，他爱打堂堂之战，对方做的好不好仿佛跟他没有关系，他第一要做的，总是先做好自己。